我叫许林，今年70岁了，退休前是《人民日报》的
摄影记者和高级编辑。文革开始的那一年，我21岁。十年间，我用镜头记录下了文革中的诸多特定镜头。那时候，我跟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一样疯狂。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开始反思文革，重新认识自己和那段特殊历史。
1966年8月1日-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8月13日，首都革命群众打着横幅，抬着毛主席像，呼喊着口号游行到中南海西门，拥护公报和开展文革的《十六条》。摄影：许林
1966年8月13日当天，我拿着苏制卓尔基135相机上街拍照，看见在游行队伍中，还有许多举着彩旗喊口号的八九岁小学生。摄影：许林
从1966年8月18日-11月26日，毛主席先后八次检阅红卫兵1100多万。我拍摄了最后一次毛乘敞篷汽车检阅的情景。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时间是下午2点多钟。红卫兵们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歌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摄影：许林
1966年8月，北京发生了许多“革命”的暴力的事件：北京市东城区三轮车夫集结到北京市委大楼前集体请愿，要求转业，不再为资产阶级小姐、太太服务了。摄影：许林
1966年8月19日起，北京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并迅速传遍全国。北京中学生红卫兵上街演讲、张贴大字报、撒传单，宣传“造反有理”。北京二十八中（时改为东方红中学）红卫兵在前门街头宣读文革传单。摄影：许林
北京工业学院北工革命造反宣传队在王府井人民日报社门前宣传造反有理。摄影：许林
北京崇文区街头被贴上批判天主教的展览图片，引来大批群众围观。摄影：许林
红卫兵们还发起了“改名运动”，北京许多商店、街道，都被改了名。北京王府井大街“四联理发馆”被改名为“北京理发馆”，门前贴着“剪刀不留情专截牛仔裤，推子要革命去你阿飞头”的对联，横批是“兴无灭资”。摄影：许林
北京“东交民巷”被改名为“反帝路”，8月，群众在东交民巷观看“中国人民银行革命造反者”张贴的《“反帝路”革命宣言》大字报。摄影：许林
北京东安市场被改名为“东风市场”。8月底的一天下午，我与摄影师蒋铎一起到改名后的东风市场拍照，看到几个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标的红卫兵，手持新的宽大军用皮带，扭着一个男子进到商场里，说是黑五类，用皮带抽打他。摄影：许林
1966年10月起，北京红卫兵纷纷组成“红卫兵长征宣传队”，到延安、井冈山、瑞金、遵义等革命老区去“点火”，开展文化大革命。我们看到每一支“长征宣传队”的队员们，必到天安门前集合，必在金水桥上列队，必举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向毛主席庄严宣誓。摄影：许林
誓词最多印象最深的是：“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北京外交学院红卫兵一行17人组成的“北京-延安长征队”，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革命歌曲，从天安门广场出发。摄影：许林
文革期间，《毛泽东选集》被称作“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被称作“小红书”。红宝书加上小红书，除了婴儿和少数病人，基本上人手一套。1966年8月，我目睹了北京市海淀区新华书店员工开着带有大红囍字的卡车，给郊区农民送《毛泽东选集》的情景。摄影：许林
来自内蒙古的少数民族红卫兵在北京新华书店里买到了《毛泽东选集》。摄影：许林
人人要背诵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不论报纸、广播、电视，也不论开会、早请示晚汇报，还是人们之间的交往，甚至办理结婚证，举行
婚礼都要先背诵几段毛主席语录。领到红宝书的农民在村里的街上就读起来。摄影：许林
频繁复述、背诵毛主席语录成为时髦，就连到商店打醋买酱油，有的地方也要先背诵毛主席语录，例如售货员问：“为人民服务，同志，您买什么？”顾客答：“要斗私批修，打半斤醋。”1973年12月，北京内燃机总厂工人学习毛主席著作。摄影：许林
那年月，不允许人们有其他思想，即使有人有其他思想也不敢说，说出来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不但自己倒霉，还会殃及家人与同事。图为1974年9月，北京卫戍区六连指导员王兴礼（左一）与战士一起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摄影：许林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这年3月，北京国棉三厂工人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写大字报批判孔孟之道，在厂区张贴大字报批判林彪。摄影：许林
1974年3月，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师生批林批孔。摄影：许林
1975年3月，北京郊区人民公社社员结合报纸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摄影：许林
1975年11月，毛泽东决定批邓，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图为1976年3月，北京一所科研所组织知识分子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右倾翻案风。摄影：许林
文革年间流行一首人人唱天天唱的歌，歌词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图为1975年，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学习《毛泽东选集》。摄影：许林
这十年间，我最喜欢的日子是节假日，尤其是五一、十一，可以带上记者证到各大公园拍摄各团体和群众的游园联欢活动。图为1974年5月1日，北京天坛公园，五一节游园会上，海政文工团为群众演出庆祝年初中越西沙海战胜利和批林批孔的节目。摄影：许林
那时的节目大多是民族歌舞、样板戏的折子戏，虽然单调，但毕竟给人们带来了暂时的轻松与欢笑。图为1974年5月1日，北京天坛公园，五一节游园会上，首都文艺工作者演出藏族舞蹈。摄影：许林
1974年10月1日，北京国庆节游园会上，在革命样板戏《杜鹃山》中饰演党代表柯湘的京剧演员杨春霞在清唱革命样板戏《杜鹃山》选段《家住安源》。摄影：许林
1974年10月1日，北京国庆节游园会，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片段。摄影：许林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我很悲痛，感觉周围的人们像是天塌了一样六神无主。9月18日下午3时，一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在悲壮的哀乐声中，全场肃立，向天安门前毛泽东的遗像默哀3分钟，华国锋致悼词。摄影：许林
文革是毛晚年犯的最大错误，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过去了。文革后的反思中我认识到，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彻底反动，其破坏是毁灭性的、全方位的。图为参加追悼大会的解放军指战员在广场上向毛主席遗像默哀。摄影：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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